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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历史周期率”的跨越》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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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历史周期率”的跨越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历史周期率”的跨越范文(4791字)

【原文出处】学术交流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200301【分 类 号】A3
【分 类 名】邓小平理论
【复印期号】200308
【 标 题】“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历史周期率”的跨越
【 作 者】孙玉娟
【作者简介】孙玉娟(1964-),女,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硕士,从事哲学和党建研究。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否有规律,这种规律是否客观,是否可以改变、抗拒,一直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始终把“历史周期率”作为一个深刻的课题来思考和探索。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跨越“历史周期率”的宏观方略,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所谓“历史周期率”的郑重回答。
【摘 要 题】学术探索
【关 键 词】“三个代表”思想/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
【 正 文】
周期、周期率,这在自然界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然而历史、社会、国家民族、政党、政权的兴盛衰亡是否也有“周期”、也有“周期率”?长期以来,东西方无数智者和哲人对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否有规律,这种规律是否客观,是否可以改变、可以抗拒,一直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本文就中国共产党跨越“历史周期率”进行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共同课题
关于“历史周期率”,此事此言的始作俑者,是著名的清末举人、同盟会员,民主人士、时任国民政府参议员之职的黄炎培先生提出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到延安考察访问时,对毛泽东阐述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诤言:“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这就是“历史周期率”的由来。也许是说者无意,然而毕竟是听者有心。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始终萦绕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头脑之中,成为他们思考和探索的共同课题,即中国共产党人怎样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怎样跨越和超越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跨越“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办法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则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然而,由于当时正是处于“大凡初时”阶段,各种问题矛盾尚未暴露出来,对“历史周期率”的思考尚不能深入、具体,只能是从宏观上提出一些简单的构想和豪言壮语。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年代,党在执政实践中如何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拒腐防变,就成为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艰巨课题。早在80年代末,邓小平就曾经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既可以理解为是邓小平的政治交代,更表现出邓小平内心对那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的深深的忧虑。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继往开来,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历史和现实,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我们党的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围绕和针对着党在未来发展中,怎样去面对各种风险和考验,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超越所谓的“历史周期率”这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索和科学理性的战略思考,进而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思想尽管不是直接正面回答所谓“历史周期率”问题,但它无疑是指引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彻底超越“历史周期率”的重大战略思路,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三代领导集体对“历史周期率”问题进行思考探索的集中概括和总结,是三代领导人心血的结晶和升华。
二、对“历史周期率”现象的实证分析
当年,末代文人黄炎培先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军民那种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精神氛围所感染,只不过随便发表一点议论而已,然而却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警觉。对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念念不忘、时刻牢记,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其中必定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实证依据。
第一,“历史周期率”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兴盛衰亡进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年代显示,中国封建社会平均每个王朝的统治寿命平均为200年左右,最长不超过300年。而历史上几次著名的王朝盛世的出现,大约都在这些朝代的五六十年之内。“文景之治”发生于西汉前55年之内,“光武中兴”发生于东汉前30年,“贞观之治”发生于唐朝前30年,“康乾盛世”发生于清朝立国60年前后。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个封建王朝前几十年能够得以稳定和发展,之后就逐渐走下坡路?历史学家们的分析结果是:一个封建王朝早期的统治者往往既是夺取政权的开国者,又是统治基业的开创者、参与者或目击者、亲历者等等。他们对“人心背向”的决定性意义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他们大都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着深刻的感悟。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体谅被统治的农民和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从本家王朝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给下层劳动人民减轻负担,休养生息,给他们创造安居乐业的条件。这些都被史学家们称为“让步政策”。然而一个王朝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统治之后,那些来自下层民间的,成长于马鞍战场的老一代开国者自然要退出历史政治舞台,而他们的继位者则无肄都是生长于皇宫内院,既不懂得创业奠基之艰难,也不了解民间百姓之甘苦的王公贵族。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及其后代,既可以享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同时也无法回避“最糟糕的教育”。这些人脱离实际、脱离人民,对国计民生缺乏真知灼见,对君王与臣民百姓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僵化、浅薄,不得要领。其结果或者是纸上谈兵、误国误民、劳民伤财,或者无所事事,任官宦强人左右国政而无可奈何。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就表现了这样一个200年左右的周期,前几十年稳定、发达、兴旺,进而达到鼎盛阶段,之后开始走下坡路,直至腐败灭亡。 所不同的是,政党政治是以选票的多少来决定政党兴衰成败、前途命运的政治运作机制,因此,它所体现的“周期率”,在时间年代特征方面并不明显。然而选票所直接反映的是民意、民心,而人心向背、民心民意的变化也是有深层的原因及规律可以探寻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在人心向背这个高度和层面上思考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如何超越“历史周期率”,进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第三,“历史周期率”在大众心理层面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少数几个政治家所能完成的,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觉、主动、能动地支持、参与、推动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保证最高领导集团不懈不怠,卧薪尝胆,兢兢业业,谦虚谨慎,防止那个所谓的“周期率”显灵,但在大众层面,特别是大众心理层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代际更替、代际流动的自然现象。最近20多年陆续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人民群众主体成分的都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环境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新社会成员。利益多元化,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手段、方式、途径多元化,因而人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也必然是多元化的了。人们对党的领导的评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已经很少有前几辈人那种简单、淳朴的情感成分。人们已主要不是从情感出发,而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从与自己切身利益的相关程度出发来决定自己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信任与否、拥护与否。如果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来看,由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所引起的大众心理层面的变化实属正常现象。如果至今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甚至革命战争年代的状态和水准上,那才是天大的不正常。然而这种变化却给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尤其是如何进一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如果继续固守和沿用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对大众心理层面的理解,用过时的认识和传统的方法去做联系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工作,必定是无的放矢,必定会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要跨越“历史周期率”,除了注意党的自身建设之外,关键是要对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在大众心理层面上的作用和表现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决心通过保持和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人民谋利益的途径来实现对“历史周期率”的超越。“三个代表”思想是这种思考和探索的集中体现和最新成果。
三、“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跨越“历史周期率”的宏观方略
中国共产党已经有50多年的执政经历。“三个代表”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跨越“历史周期率”的宏观方略。 第二,跨越“历史周期率”,必须有坚强的思想保证,必须仰仗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可靠的智力支持。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纵观世界政党政治的历史和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执政党不仅仅是凭借对社会物质力量的占有和支配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纲领主张,它同时也必须是该社会精神文化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要巩固执政地位,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最终跨越和超越“历史周期率”,不仅要以雄厚的物质力量为基础,更要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先进的思想文化做保证。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同时一定的文化也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巨大的反作用。历史和现实表明,是否拥有体现世界进步潮流和时代发展趋势的先进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检验执政党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先进文化建设,决定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现实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命运前途。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先进文化建设提高到决定党的前途和国家命运的战略层面来思考、运筹,作为我党能否成功跨越“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要素和环节,这其中蕴涵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跨越“历史周期率”,必须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必须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纵观人类社会权力演变的历史,人心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代王朝、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存亡的根本性因素和决定性力量。如果说历代封建统治者不能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往往是由于其腐朽没落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国家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一朝覆亡的惨痛教训不能不引发中国共产党人的深思和反省。反省的结论是多方面的,然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之所以最终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除了一些一般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就是他们严重脱离群众,不能始终一贯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期将人民的利益弃之不顾,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必然被人民群众所抛弃。江泽民总书记及其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了世界范围社会主义低潮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党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他指出:“经济搞不好会垮台。经济搞上去了,如果腐败现象泛滥,贪污贿赂横行,严重脱离群众,也会垮台。”[3]江泽民总书记还强调:“加强党的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顺利推进;党的领导地位,只有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才能巩固和加强。如果失去人民的支持,我们党就会一事无成,就不能生存。”[3]【参考文献】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8.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目加僚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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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个代表”思想解读党史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党史   解读 )

向郭斌同志学习 忠实践行“三个代表”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践行   忠实 )

新矛盾的三个典型代表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矛盾   典型 )

“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是什么?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思想   代表 )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特色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特色   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