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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是建党治国的指南怎么写

“三个代表”是建党治国的指南范文(6163字)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三个代表”的提出是面对挑战的决策回应;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观的科学概括、廉明政治观的系统表述。江泽民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提出至高无上的标准和要求: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划清了它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和非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区别。这一战略决策充分表明了共产党的郑重态度,也是它充满自信的体现。随着时间的迁移,“三个代表”对于立党、执政、治国的指南作用将日益显现。
面对挑战的决策回应
“三个代表的提出,是对我党我国面临的严峻考验的决策回应。它是基于对我党面临的挑战和考验的清醒把握,基于对我党队伍、状况的重大变化的深刻分析而提出的;它表达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的体现。在某个角度上说,它是江泽民“忧党、忧国、忧民”的居安思危情结的反映,是他从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对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提出的一种警示。江泽民在江苏考察工作时就明确提出党“抵御风险”和“面临各种政治风浪时也能显示出强大战斗力”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从提出“三个代表”的背景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 从国内环境来说,我国既赢得了举世惊羡的业绩,但也存在着制约社会发展的种种深层社会矛盾。回顾我国以往的发展历程,在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同时,伴着不少决策失误夹杂其中,因而赢得的成就,其代价是相当高昂的。马克思说过,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既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目前中国的现实对中国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不少难以跨越的屏障,择其要者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中国人均资源要素占有率低,资源与人口的矛盾尖锐,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有效抑制,这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大了极大的困难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发展的人文环境不佳。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普遍存在着的三大难题,即社会失序、道德失衡、政治动荡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困扰着我国。这固然有社会转型期难以避免的原因使然,但也有历史积累的深层矛盾的因素的作用。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超大型的国家和超大型的社会,发展又极不平衡。国家规模本身就是制约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国,尤其是超大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由此是有不同于中小国家的许多重要特征。因而其管理的难度是举世罕见的。我国社会积累的一系列深层矛盾,使国家管理面临诸多两难性抉择: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要转变“两高两低”(即高收入高资源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却又受制于人才资本和技术条件的制约,若不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势必加剧环境的退化;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若以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迅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则有大量人口无从就业,若照顾人口素质的现状则极需要发展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又势必制约高新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中国跟进发达国家的速度;在现代化进程上,要加快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难免加剧社会局部不稳定,而把社会稳定置于首位则难免会推迟改革的速度,拖延现代化进程;在法治问题上有乱世用重典之说,但也有法不责众之说,面对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实也有两难之处;在公务员队伍的建构上,要精简机构,但面临着人员分流的压力和部分公务员抵触的阻力,不精简则承受着制度成本增大和行政效率低下的压力。此外,还有诸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效率与公平、城市二元化结构的调整等等的两难抉择。这一切都对执政党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才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亟需要全面权衡利弊并趋利避害,贯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比取其轻”的原则,根据事物本身的规则掌握良好的“度”予以解决。 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从总体上说,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这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有害的。但看不到存在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同样是不对的、有害的……这就向我们提出,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驰,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2]
江泽民多次强调,今后十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目前既存在着历史上难得的发展契机,但的确又存在着相当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在面对来自外部国家的比较压力之下,来自有着更发达的生产力和更优越生活水平的外部国家对相对仍然贫穷落后和中国的挑战下,能否抓住目前的发展机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完成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三位一体”的历史任务是摆在全党、全国、全中华民族面前的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这是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要抓住发展良机,消除各种隐患,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亟需提高自己的驾驭全面、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他面对严峻挑战的决策回应。他提出的直接动因在于从严治党,治理党内存在的各种隐患,这是把中国事情办好的关键。古人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借用这些话,这种强烈的忧劳意识恰是兴国的精神前提,是消除隐患的政治智慧的凝结。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既是对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概括,也是从严治党的标准,更是共产党廉明政治观的重要准则。它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抓住了立党、执政、治国的根本,是防止党蜕化变质、增强党抵御风险能力的良方妙策,也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有效措施。这一高层建瓴,总揽全局的战略决策充分显示了江泽民的睿智和远见。
党建理论的创新
西方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先哲们都曾经探讨过,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思考,形成新的认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恰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所形成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创新。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都分别作过深刻的论述,并作出他们各自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一般纲领、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等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础。如斯大林所说,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3]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全面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初步创立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因此,邓小平对列宁在无产阶级政党方面的理论贡献定位为“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4]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5]邓小平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突出贡献就在于恢复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并回答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论述从新的高度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它的创新性具体体现在:它科学地概括和集中体现了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历史任务,这既是从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对党提出新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保持先进性的殷切期望;它是对我党全部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既对我党以往历程所发挥作用的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又指明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根本问题;它是对我党面临的严峻考验的清醒把握,既满怀着对我们从事社会主义正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心,同时也蕴含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强烈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对我党肩负着的民族、国家、人民、历史所赋予的重托作了准确的、全面的和完整的表述,提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思考;它融经济、文化和政治于一体,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标准和要求,高度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观和无产阶级的廉明政治观,提出了执政治国的战略思路,成为共产党执政治国的行动指南。
“三个代表”的论述言简意赅,立意深远,具有务实性、时代性、战略性、系统性的鲜明特点。
务实性,就在于它从现实的国际、国内条件出发,把客观现实作为治党治国的基础和依据。
江泽民明确指出,要“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战线,坚持改革,锐意创新”。“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对我党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务实性的决策回应。正如他指出的,是为了解决党在发展中所面临着的“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在今天中国,党处于关键地位,只要党顺利地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一往无前。务实性还体现于它把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这正是抓住了立党和治国的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古往今来所一再昭示的政治铁律,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就使治国立于不败之地。
时代性,就是“三个代表”扣紧时代的大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当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发展是时代的核心问题,世界各国无一不加强本国的经济发展。江泽民正确把握时代的脉膊,敏锐地抓住发展这个根本,把发展生产力置于首要位置,并对国家的发展作了合理的布局,涵盖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既重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又重视文化、规范等主观性因素对生产力发展制度的变迁和利益协调机制形成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并强调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即社会利益的协调,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求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在理论上精辟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原则、标准和要求等基本问题。这表明了他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他的理论富有时代色彩的所在。
战略性,就是“三个代表”的论述把握着党的建设乃至国家治理的全局并具有前瞻性。
“三个代表”解决的不是党的具体组织措施,也不是国家的行政细节,而是关乎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关键问题,即我党的兴衰成败、国家的发展前景和民族的振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廉明政治、民主政治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价值的体现和落实,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从治党的角度看,他从新的历史高度概括了党的先进性的标准和要求,按照“三个代表 种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建立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科学论断贯串其中的核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既是对共产党的要求,也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的要求,它指明,我们党和人民政权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任何脱离群众、任何违反群众意愿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实现、发展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全部任务和政治责任。党和政府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既是人民政权的价值观念,也是构建责任政府政治体制的目标和要求,同时还提供了人民评价执政党和政府工作的优劣、好坏、是否称职的明确准则。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一个弊端就在于政府责任的缺失,失职、渎职行为的泛化。认真落实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要求,无论是使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和完善,抑或是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责任感的增强和提高乃至发挥人民群众检查、督促和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将会加速我国确立责任政府和责任政治的进程并必将大幅度提高我国的行政效率。
最后,“三个代表”提出实现、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要求,这对进一步明确我国国家机关的职能分工和协作以及更好行使国家权力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是统一不可分割的,但这并不否定国家机关的合理分工,使之更好地履行国家职能。现代国家机构通常分工为立法、行政、司法等不同职能部门。在政治过程中,这三个不同职能部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如何使之统一协调并发挥各自的作用是政治管理的重大课题。
以我国为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作用在于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作为政治管理的准则。在政府的政治过程中,这是确定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基本环节。国家行政机关的任务是负责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其职能的实质在于实现立法机关所确定的利益,它的活动过程也是利益实现的过程,这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它在政治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司法机关的作用是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利益冲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致受侵犯。在某个意义上,司法机关的活动是利益维护过程,即运用权力、程序和体制维护立法机关所确定的利益,也即维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一旦发生利益受到破坏和违背时,司法机关便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对我国政府各机关在实现、发展和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中的不同作用的分析,说明了我国政府机关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但在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方面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三个代表”明确指出了党和政府要更好地实现、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较之以往笼统地说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提法更加准确、更加细致、更加全面,体现了这个提法是在认真分析政治过程的基础上才作出的表述。它不仅是对国家机关的总体要求,同时也使各政府部门的职责更加明确,按照这个要求,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在立法方面,应更好地体现如何发展人民的利益的要求,坚决制止部门利益干扰立法的现象的滋生;各级行政机关应更多地切实办事,以便更好地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消除把政府当作赢利工具的现象;各级司法机关应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制止各种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并消除司法腐败等现象。
我们当务之急就是在认真学习“三个代表”的基础上,把“三个代表”的各项要求认真落到实处,使“三个代表”的“应然性”逐步在中国转变为“实然性”的现实。一旦实现这一点,中国将超越历史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9.
[2]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4—2(1).
[3]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15.
[4][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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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是深入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在新时期,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这两个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人类进入20世纪末,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经受住新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从而繁衍出一批蛀虫。他们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持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党内的腐败分于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从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毫无顾忌地成为“暴发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平静,政权交替是那样顺利。正是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党内腐败是其垮台的一个深层原因。 苏共的教训表明,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而官僚主义加腐败则必然使党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党中央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配合这两种战争的,还有军事干涉战。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某些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察觉,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种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其一,由“攻心——夺权——私有化”老三部曲变成“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部曲。西方一些人认为,完全可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机而诱使中国推行私有化战略。只要私有化战略实现了,不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等到后几代人掌权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不夺自变。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 其二,由“三化”发展到搞“七化”。所谓“三化”,就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所谓“七化”,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淡化、腐化、丑化和溶化。淡化,是指淡化政治、理想、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等观念。腐化,是指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钻中国法规的空隙,赚中国人的钱,腐蚀中共的干部,再赚更多的钱,搞垮中共的经济基础,进而搞垮中共的上层建筑”。丑化,是指利用我们党的工作失误和当前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罪行,添枝加叶地加以丑化,使党在民众中威信下降,进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溶化,是指以人权否定国家的主权,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上说的“七化”,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妄图使人们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厦的倾斜和倒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和措施,使领导干部自觉地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和素质。只要党的各级组织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普遍提高了,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背景看,也有三点: 第一,对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更加是对我们党的严重考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我们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就国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大发展中,我们党要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就必须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对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深层思考。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市场经济和能否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的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会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自发动力,从而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金钱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拜金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享乐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享乐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个人利益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利己主义:这三种主义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头脑里容易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和滋长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一旦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控制了某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就容易产生和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正是这样一些典型代表。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反对腐败为幌子挑起来的。所以,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非抓不行了。 要胜利完成改革攻坚和实现体制转变,稳定是前提。与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相伴随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部分工人下岗相伴随的是政府减员和军队精简。在迈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好一千多万下岗职工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精简的几百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如何解决好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没有考上高校的中学生的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几十万裁军人员和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以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这是事关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警惕其他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如法轮功邪教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警惕有人借机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面加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维护团结稳定的高度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 第三,对我们党新老交替、兴旺发达的战略谋划。我们党正进入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面临着能否提高整体素质、经受住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党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同时在一部分人中也确实存在着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飘浮,特别是腐败问题。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往往由于内部腐败引起的:国民党败退台湾,是由于它内部腐败,在大陆丧失了民心;这次在台湾选举中败北,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也是内部腐败,失掉了民心。我们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问题,存在着有失民心的人和事。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永不退色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她一贯忠实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民心不可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力,说到底就是因为党是以人民群众为生存基础的。搞改革和建设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党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进行不懈的奋斗。建党8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从现在起到新世纪头十几、二十年,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这种情况下,从严治党,进一步全面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综上所述,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党本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起来,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在世界大转折中走在时代的前列,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事业,这确实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党的十五大在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目标的同时,郑重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作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科学回答。“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实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根本、执政之基础、力量之源泉,是我们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 时代背景   提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新境界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是深入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在新时期,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这两个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人类进入20世纪末,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经受住新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从而繁衍出一批蛀虫。他们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持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党内的腐败分于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从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毫无顾忌地成为“暴发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平静,政权交替是那样顺利。正是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党内腐败是其垮台的一个深层原因。 苏共的教训表明,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而官僚主义加腐败则必然使党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党中央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配合这两种战争的,还有军事干涉战。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某些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察觉,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种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其一,由“攻心——夺权——私有化”老三部曲变成“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部曲。西方一些人认为,完全可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机而诱使中国推行私有化战略。只要私有化战略实现了,不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等到后几代人掌权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不夺自变。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 其二,由“三化”发展到搞“七化”。所谓“三化”,就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所谓“七化”,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淡化、腐化、丑化和溶化。淡化,是指淡化政治、理想、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等观念。腐化,是指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钻中国法规的空隙,赚中国人的钱,腐蚀中共的干部,再赚更多的钱,搞垮中共的经济基础,进而搞垮中共的上层建筑”。丑化,是指利用我们党的工作失误和当前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罪行,添枝加叶地加以丑化,使党在民众中威信下降,进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溶化,是指以人权否定国家的主权,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上说的“七化”,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妄图使人们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厦的倾斜和倒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和措施,使领导干部自觉地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和素质。只要党的各级组织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普遍提高了,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背景看,也有三点: 第一,对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更加是对我们党的严重考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我们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就国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大发展中,我们党要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就必须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对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深层思考。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市场经济和能否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的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会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自发动力,从而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金钱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拜金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享乐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享乐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个人利益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利己主义:这三种主义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头脑里容易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和滋长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一旦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控制了某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就容易产生和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正是这样一些典型代表。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反对腐败为幌子挑起来的。所以,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非抓不行了。 要胜利完成改革攻坚和实现体制转变,稳定是前提。与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相伴随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部分工人下岗相伴随的是政府减员和军队精简。在迈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好一千多万下岗职工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精简的几百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如何解决好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没有考上高校的中学生的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几十万裁军人员和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以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这是事关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警惕其他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如法轮功邪教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警惕有人借机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面加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维护团结稳定的高度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 第三,对我们党新老交替、兴旺发达的战略谋划。我们党正进入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面临着能否提高整体素质、经受住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党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同时在一部分人中也确实存在着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飘浮,特别是腐败问题。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往往由于内部腐败引起的:国民党败退台湾,是由于它内部腐败,在大陆丧失了民心;这次在台湾选举中败北,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也是内部腐败,失掉了民心。我们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问题,存在着有失民心的人和事。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永不退色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她一贯忠实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民心不可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力,说到底就是因为党是以人民群众为生存基础的。搞改革和建设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党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进行不懈的奋斗。建党8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从现在起到新世纪头十几、二十年,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这种情况下,从严治党,进一步全面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综上所述,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党本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起来,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在世界大转折中走在时代的前列,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事业,这确实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党的十五大在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目标的同时,郑重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作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科学回答。“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实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根本、执政之基础、力量之源泉,是我们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 重要思想   新境界 )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是深入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在新时期,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这两个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人类进入20世纪末,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经受住新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从而繁衍出一批蛀虫。他们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持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党内的腐败分于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从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毫无顾忌地成为“暴发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平静,政权交替是那样顺利。正是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党内腐败是其垮台的一个深层原因。 苏共的教训表明,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而官僚主义加腐败则必然使党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党中央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配合这两种战争的,还有军事干涉战。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某些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察觉,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种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其一,由“攻心——夺权——私有化”老三部曲变成“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部曲。西方一些人认为,完全可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机而诱使中国推行私有化战略。只要私有化战略实现了,不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等到后几代人掌权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不夺自变。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 其二,由“三化”发展到搞“七化”。所谓“三化”,就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所谓“七化”,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淡化、腐化、丑化和溶化。淡化,是指淡化政治、理想、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等观念。腐化,是指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钻中国法规的空隙,赚中国人的钱,腐蚀中共的干部,再赚更多的钱,搞垮中共的经济基础,进而搞垮中共的上层建筑”。丑化,是指利用我们党的工作失误和当前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罪行,添枝加叶地加以丑化,使党在民众中威信下降,进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溶化,是指以人权否定国家的主权,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上说的“七化”,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妄图使人们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厦的倾斜和倒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和措施,使领导干部自觉地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和素质。只要党的各级组织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普遍提高了,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背景看,也有三点: 第一,对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更加是对我们党的严重考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我们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就国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大发展中,我们党要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就必须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对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深层思考。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市场经济和能否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的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会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自发动力,从而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金钱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拜金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享乐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享乐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个人利益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利己主义:这三种主义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头脑里容易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和滋长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一旦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控制了某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就容易产生和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正是这样一些典型代表。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反对腐败为幌子挑起来的。所以,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非抓不行了。 要胜利完成改革攻坚和实现体制转变,稳定是前提。与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相伴随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部分工人下岗相伴随的是政府减员和军队精简。在迈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好一千多万下岗职工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精简的几百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如何解决好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没有考上高校的中学生的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几十万裁军人员和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以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这是事关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警惕其他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如法轮功邪教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警惕有人借机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面加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维护团结稳定的高度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 第三,对我们党新老交替、兴旺发达的战略谋划。我们党正进入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面临着能否提高整体素质、经受住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党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同时在一部分人中也确实存在着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飘浮,特别是腐败问题。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往往由于内部腐败引起的:国民党败退台湾,是由于它内部腐败,在大陆丧失了民心;这次在台湾选举中败北,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也是内部腐败,失掉了民心。我们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问题,存在着有失民心的人和事。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永不退色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她一贯忠实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民心不可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力,说到底就是因为党是以人民群众为生存基础的。搞改革和建设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党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进行不懈的奋斗。建党8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从现在起到新世纪头十几、二十年,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这种情况下,从严治党,进一步全面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综上所述,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党本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起来,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在世界大转折中走在时代的前列,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事业,这确实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党的十五大在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目标的同时,郑重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作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科学回答。“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实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根本、执政之基础、力量之源泉,是我们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 重要思想   意义 )

学习“三个代表”和十六大精神要持之以恒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是深入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在新时期,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这两个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人类进入20世纪末,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经受住新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从而繁衍出一批蛀虫。他们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持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党内的腐败分于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从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毫无顾忌地成为“暴发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平静,政权交替是那样顺利。正是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党内腐败是其垮台的一个深层原因。 苏共的教训表明,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而官僚主义加腐败则必然使党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党中央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配合这两种战争的,还有军事干涉战。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某些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察觉,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种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其一,由“攻心——夺权——私有化”老三部曲变成“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部曲。西方一些人认为,完全可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机而诱使中国推行私有化战略。只要私有化战略实现了,不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等到后几代人掌权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不夺自变。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 其二,由“三化”发展到搞“七化”。所谓“三化”,就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所谓“七化”,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淡化、腐化、丑化和溶化。淡化,是指淡化政治、理想、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等观念。腐化,是指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钻中国法规的空隙,赚中国人的钱,腐蚀中共的干部,再赚更多的钱,搞垮中共的经济基础,进而搞垮中共的上层建筑”。丑化,是指利用我们党的工作失误和当前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罪行,添枝加叶地加以丑化,使党在民众中威信下降,进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溶化,是指以人权否定国家的主权,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上说的“七化”,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妄图使人们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厦的倾斜和倒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和措施,使领导干部自觉地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和素质。只要党的各级组织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普遍提高了,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背景看,也有三点: 第一,对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更加是对我们党的严重考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我们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就国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大发展中,我们党要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就必须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对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深层思考。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市场经济和能否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的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会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自发动力,从而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金钱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拜金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享乐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享乐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个人利益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利己主义:这三种主义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头脑里容易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和滋长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一旦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控制了某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就容易产生和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正是这样一些典型代表。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反对腐败为幌子挑起来的。所以,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非抓不行了。 要胜利完成改革攻坚和实现体制转变,稳定是前提。与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相伴随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部分工人下岗相伴随的是政府减员和军队精简。在迈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好一千多万下岗职工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精简的几百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如何解决好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没有考上高校的中学生的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几十万裁军人员和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以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这是事关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警惕其他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如法轮功邪教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警惕有人借机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面加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维护团结稳定的高度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 第三,对我们党新老交替、兴旺发达的战略谋划。我们党正进入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面临着能否提高整体素质、经受住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党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同时在一部分人中也确实存在着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飘浮,特别是腐败问题。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往往由于内部腐败引起的:国民党败退台湾,是由于它内部腐败,在大陆丧失了民心;这次在台湾选举中败北,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也是内部腐败,失掉了民心。我们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问题,存在着有失民心的人和事。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永不退色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她一贯忠实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民心不可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力,说到底就是因为党是以人民群众为生存基础的。搞改革和建设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党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进行不懈的奋斗。建党8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从现在起到新世纪头十几、二十年,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这种情况下,从严治党,进一步全面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综上所述,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党本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起来,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在世界大转折中走在时代的前列,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事业,这确实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党的十五大在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目标的同时,郑重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作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科学回答。“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实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根本、执政之基础、力量之源泉,是我们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 持之以恒   十六大精神 )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是深入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在新时期,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这两个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人类进入20世纪末,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经受住新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从而繁衍出一批蛀虫。他们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持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党内的腐败分于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从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毫无顾忌地成为“暴发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平静,政权交替是那样顺利。正是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党内腐败是其垮台的一个深层原因。 苏共的教训表明,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而官僚主义加腐败则必然使党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党中央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配合这两种战争的,还有军事干涉战。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某些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察觉,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种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其一,由“攻心——夺权——私有化”老三部曲变成“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部曲。西方一些人认为,完全可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机而诱使中国推行私有化战略。只要私有化战略实现了,不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等到后几代人掌权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不夺自变。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 其二,由“三化”发展到搞“七化”。所谓“三化”,就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所谓“七化”,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淡化、腐化、丑化和溶化。淡化,是指淡化政治、理想、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等观念。腐化,是指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钻中国法规的空隙,赚中国人的钱,腐蚀中共的干部,再赚更多的钱,搞垮中共的经济基础,进而搞垮中共的上层建筑”。丑化,是指利用我们党的工作失误和当前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罪行,添枝加叶地加以丑化,使党在民众中威信下降,进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溶化,是指以人权否定国家的主权,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上说的“七化”,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妄图使人们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厦的倾斜和倒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和措施,使领导干部自觉地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和素质。只要党的各级组织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普遍提高了,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背景看,也有三点: 第一,对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更加是对我们党的严重考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我们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就国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大发展中,我们党要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就必须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对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深层思考。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市场经济和能否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的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会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自发动力,从而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金钱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拜金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享乐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享乐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个人利益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利己主义:这三种主义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头脑里容易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和滋长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一旦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控制了某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就容易产生和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正是这样一些典型代表。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反对腐败为幌子挑起来的。所以,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非抓不行了。 要胜利完成改革攻坚和实现体制转变,稳定是前提。与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相伴随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部分工人下岗相伴随的是政府减员和军队精简。在迈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好一千多万下岗职工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精简的几百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如何解决好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没有考上高校的中学生的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几十万裁军人员和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以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这是事关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警惕其他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如法轮功邪教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警惕有人借机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面加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维护团结稳定的高度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 第三,对我们党新老交替、兴旺发达的战略谋划。我们党正进入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面临着能否提高整体素质、经受住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党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同时在一部分人中也确实存在着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飘浮,特别是腐败问题。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往往由于内部腐败引起的:国民党败退台湾,是由于它内部腐败,在大陆丧失了民心;这次在台湾选举中败北,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也是内部腐败,失掉了民心。我们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问题,存在着有失民心的人和事。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永不退色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她一贯忠实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民心不可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力,说到底就是因为党是以人民群众为生存基础的。搞改革和建设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党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进行不懈的奋斗。建党8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从现在起到新世纪头十几、二十年,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这种情况下,从严治党,进一步全面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综上所述,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党本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起来,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在世界大转折中走在时代的前列,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事业,这确实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党的十五大在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目标的同时,郑重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作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科学回答。“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实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根本、执政之基础、力量之源泉,是我们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 新农村   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