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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三个代表”—方向的辨析怎么写

学习“三个代表”—方向的辨析范文(3940字)

刚刚接触到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的时候,我感到很兴奋,有一种冲破混沌、登高望远之感;同时,也难免有一种久违了的感慨。特别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句,更是有如电光石火,照亮了我的心灵,也激发了我的思索。
其实,“三个代表”的论述,既然是“总结我们党70多年历史”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那么,它的基本思想,应该说早已存在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论著里,这些基本思想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都以不同的理论语言不止一次地表述过,可谓三复斯言,其旨明矣。只要肯留心阅读和聆听的同志,对此都是耳熟能详,长存于心的。
但是,“三个代表”的论述一出,思想文化界和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又确实和我一样,有空谷足音之感,甚至有“此调不弹久矣”之叹。这又是为什么呢?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在思想文化界、文艺界,学术流派、艺术品种风格的多样化,似乎与文化思想、文艺思想的多元并存、多元互补混为一谈,而谈所谓多元并存、互补者,又大抵讳言不同的文化、文艺思想之间有先进与落后、神奇与朽腐、文明与愚昧之分,更不必提它们之间的较量、交锋,此消彼长,有塞有流,有进有退了。结果自然是文化界、文艺界的实际存在着的六神无主,莫衷一是,混沌一片的状况,这是令人气闷的。
当然,即使是在这种似乎有点是非混淆、美丑杂糅、进退失据的困难情况下,由于我们党始终提倡的先进的文化、文艺思想久在人心,根须深广,也由于处于深刻变革中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的制约和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文学仍然存在着、发展着,优秀的文化产品、文艺作品不时出现,文化、文艺思想评论中扶正祛邪、思理朗润之作也不绝如缕地存在着,这也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事实,是我们立论时不能偏废的。
大家都承认,文艺工作是文化工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翼。文艺作品以形象的显现力和感染力影响着广大人民,特别是影响着感觉敏锐、感情充沛的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对提高人的素质、塑造人的心灵有着特殊的功能。作家历来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优秀的、杰出的作品被誉为人生的教科书,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伟大的作家被民众推崇为时代的良心、民族魂,这都不是偶然的。因此,我们的创作和批评,应该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要求,来自律。“三个代表”的论述,抓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关键,也应视为我们整个文艺队伍建设、创作思想和批评理念建设的圭臬。也就是说,牢记“三个代表”,尤其是牢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归趋于这个方向,这应该成为我们创作思想、批评理念中支撑全部的思想支柱。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党员作家,每一个愿意热忱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时时想到中国的未来的作家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唤,是中国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道义和良心之所在。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一个意识到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的斗争中肩负着神圣的理论导航使命的党,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遇到新的挑战的情况下给自己提出的鲜明的要求。提出文化的先进性问题,提出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就意味着提出用什么理论指导文化建设的问题。列宁在回答机会主义者关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就是“强制束缚思想”,就是“僵化”的责难时说:“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在理论思想发展方面的冷淡和无能”;他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辉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而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要领会先进理论对先进文化的指导作用,要领会理论基础对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决定作用,则只要想想“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的所向披靡的辉煌战绩吧;就请想想在这支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中担任主将并成为文化战线上“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的战绩吧;就请想想“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论断的深远含义吧!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学和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之赢得世界性的声誉和意义,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屹然自立,享有尊严,不也正因为它在思想血缘上,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相联系的;在生活实践上,是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的伟大斗争联系的吗?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不能不承受的周期性的攻击演出了新一轮颇为“壮观”的场面。毋庸讳言,在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已经由偷运进来的军火变成了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公开的武器的国家里,在某些角落,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有些人正如列宁所描绘过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抢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是同样尽心竭力地攻击马克思”。在我国思想文化界、文艺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淡、贬抑、攻击,还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有意无意地从贬抑、攻击鲁迅下手。他们或者无视鲁迅后期思想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的种种事实,或者干脆重复鲁迅“思想过激”的谰言,或隐或现地把毛泽东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角度对鲁迅作出的高度的也是科学的评价视为什么极“左”的“话语霸权”。他们有时从否定其思想正面进攻,有时从贬抑其艺术迂回侧击,总之非动摇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代表的历史地位不可。这也是我们在进行文化前进方向的辨析时不能不深长思之的现象。事情是很清楚的,对鲁迅的评价问题,不仅仅是对一个中华民族旷古耀今的伟大作家进行评价的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乃至几代中国先进的文化人由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发展道路的评价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的领导地位是承认还是颠覆的问题;是对在马克思主义影响、指导下形成的我国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是继承之发展之还是贬斥之断裂之,甚至埋葬之的问题,说到底,是坚持还是放弃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问题。
其实,关于我国“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作为其重要一翼的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光辉实绩、优良传统和经验教训,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界定,关于我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前进、发展、繁荣的根本方向和方针,这些都是有定论,有范轨,可查考,足征信的。有一些轻浮的无知的论者,轻率地试图颠覆之,断裂之,埋葬之,我看是徒劳的。陆游有两句诗:“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质之时流“诸贤”,不知以为然否?
新千年伊始,从西方老牌媒体路透社、BBC那里, 传来马克思被有关专家和读者投票评为过去一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消息。这真是发人深思的。事情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每次被资产阶级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只能走马克思的路,走鲁迅的路,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只能沿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开拓的历史大道坚定地前进,这是时代的伟大召唤。
在19世纪末,最后一位俄罗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曾经为寻找文化的前进方向、寻找创作的远大目标而艰苦地探索、探索、再探索。他借自己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一位把毕生的才华和精力奉献给医学教育事业并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的老教授的口,诉说了自己的欲望和追求里缺乏一种“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主心骨”的东西,他痛苦地说:“可是如果缺乏这个,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这种灵魂的焦灼感,这种智慧的痛苦,反映了契诃夫作为一个不断在自己的作品中呼吁“不能够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旧制度的伟大的抗议者探索前进方向的热情。由于历史的局限,契诃夫在马克思主义的门槛前停住了。但他仍然拒绝关于创作不必考虑方向,不必高悬目标的看法,驳斥了所谓“生活的目标——这就是生活本身”的空话,指出:“谁真诚地认为,崇高和遥远的目标对于人来说就像对牛一样很少需要,而‘我们的全部不幸’又在于这些目标,——谁真诚地这么认为,谁就只好吃吃、喝喝和睡觉了,而一旦这些也都使他厌烦了,他就只好先跑上几步,然后一头撞在大箱子的角上。”契诃夫不顾病弱之身,到库页岛去考察,把他从俄罗斯生活底层获得的印象、素材,写成创作晚期的一篇篇佳作。这些作品都“像浸透了浆汁似地浸透着目标感”。有目标感的作家,总是探索着、辨析着自己创作的前进方向的。目标决定方向,方向决定作家的品位,这是不能不如此的。诚如契诃夫所说的那样:“文学家不是糖果制造者,不是美容师,不是解闷人,而是被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所约束着的人。”对于创作的目标感的思考,对创作的前进方向,乃至对整个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探索和辨析,选择和坚持,这都是发自作家内心的要求,是出于良心的自律啊!我想,在我们思索怎样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工作隶属之、服务之的时候,真诚的契诃夫也好,热忱的鲁迅也好,他们服膺真理的精神,都是能对我们有所启示的。这两个不同国度,在创作生涯上似乎前后相继,在创作风貌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的伟大作家,好像是在我们前头领路的两个文学巨人,他们用自己坚实、自觉的脚印启示我们:向着人类进步文化前进的方向,继续探索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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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范文

振兴中三个代表是实现三大振兴的强大力量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思想的新意何在?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提出的这一思想,对21世纪中国有什么意义? 思索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跟踪研究江泽民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足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层层深入地阐明它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党的建设创新论 “三个代表”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应当说,“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在继承我党优秀传统基础上作出的适应时代与国情的重大创新,旨在要求实现党的建设与科技、文化、体制的综合创新:按照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的要求,来推动党的建设创新;以党风党建创新为关键,来支撑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中国共产党应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多元主体的核心力量,从而开创中国式的国家创新体系,既不同于特别突出政府通产省主体作用的日本技求创新模式,也不同于特别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综合的美国模式。 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发展轨迹来看,从80、90年代之交开始,尤其是从反思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历史教训的1998年以来,经过十来年反复酝酿、反复锤炼、反复琢磨,逐步提出了以科技创新为龙头的全面创新论。 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谈话中,率先提出了科技创新、全面创新与党的建设创新问题:“当今世界处在重大而深刻的变动之中,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 2000年2月24日,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特别明确突出地讲到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两个创新”问题:“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大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艰巨了。如何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增创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要加紧研究和实践。” 2000年6月初,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再一次纵论创新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我多次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2000年6月22日,在西北宁夏、甘肃视察工作时,江泽民更进一步阐发了至少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四大内容的全面创新理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 2000年6月30日,江泽民应邀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了社论《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再次提纲挚领地阐发了全面创新论:“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自身体现了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上:第一,“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新 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头两个五十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建党学说与建党实践,在党的建设上都突出了阶级斗争这个纲:首先强调党是工人阶级战斗的先锋队,是阶级斗争工具,是把握武装斗争的武装集团。 而面向21世纪,我们面临的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新时代,现代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两大潮头代表时代主流。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三个代表”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政党,最重要的工作重心不是再搞阶级斗争,而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利益、人民民主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三个代表”体现了创新主体的重大创新 在当代国际上流行的创新理论中,往往对创新主体做出不同规定:把企业与企业家作为技术创新主体;把科学家、科学院、大学作为科学创新、知识创新主体;把国家政府作为政策创新、体制创新主体……但很少专门探讨党的创新、执政党的创新、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创新主体作用问题。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专门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全面创新问题,把党作为创新主体,作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不愧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大创新。 第三,“三个代表”体现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独特创新 在目前已有的国家创新体系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 美国式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是强调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特别突出企业与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企业主体型国家创新体系”。 日本式国家创新体系,过去比较突出与市场结合的技术创新,特别强调政府通产省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政府主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在认真学习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同时,也努力开创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之一,并作为领导多元主体综合创新的核心力量与整合机制,或许可称为“党领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三大振兴的历史使命 高度概括地说,江泽民与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21世纪中国共产党实现三大振兴的伟大历史使命:振兴党风——振兴中华——振兴社会主义。 (一)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首先是为了“振兴党风”,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克服官僚腐败、不正之风,使21世纪中国共产党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中国式 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与多元主体中的主导力量。 正在迎来建党80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以“过五关斩六将”的开拓奋斗精神,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考验: 从地下党,转变为执政党; 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向和平建设为主;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重心;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对外开放、全面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 从比较单一的经济成分、经济结构,走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层次经济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综合创新能力,历尽磨难,千锤百炼,成长壮大,不断发展。 当然,不应讳言,在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过程中,党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相当严重、相当尖锐。最大的两个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与党的建设问题。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是官僚腐败、不正之风。 为此,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一再为我们敲响警钟:“从这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利欲熏心、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的地步!”“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 正基于此,在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同时,江泽民代表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重申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指导方针,而且提出了“振兴党风”的“三个必须”: “必须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适应新的情况,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按照“三个代表”的方向与标准,全面建设21世纪中国共产党,正是“振兴党风”的必由之路与根本途径。 (二)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现代复兴.让中华文明在未来世界新型文明中大放光彩。 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古代世界有过光辉篇章,而在近代世界历史上,从1750年英国走向近代工业化以来,中国却走向封闭、走向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更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屈辱局面。 1894年,孙中山在成立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前身组织——兴中会时,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 邓小平在1990年,专门以《振兴中华民族》发表了重要谈话,并使“振兴中华”重新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 2000年5月,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江泽民,在视察上海时,同样把“振兴中华”作为自己一切思考,包括提出“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中心点:“怎样使我们党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充满活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这个思想主旨,他反复讲了多次,并且点明了这也正是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宗旨:“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三)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仅为了振兴党风、振兴中华,还有一层世界历史性使命,就是以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支点,迎接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 八、九十年代交错点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代社会主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曲折。 “马克思主义死亡论”、“社会主义终结论”流行一时,甚嚣尘上。 邓小平南方谈话,尾声之处,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实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1995年,俄罗斯共产党人与专家学者,发出呼唤:“社会主义曲折隧道尽头,21世纪必将复见光明!” 1998年,来自60多个国家的1500名代表,齐集巴黎大学、国家文化会堂,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发出了“马克思没有死”的强烈时代呼唤。 1999年,马克思被某些西方有影响的大众传媒评为“一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千年马克思”获得新的生命。 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酝酿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当然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时也以广阔理论视野,关注着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90年代中期,当世界社会主义开始出现某些历史转机先兆时,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就要求一些中央研究机构,加强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跟踪研究,注意他们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新观点,并特别关注一些人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如何在21世纪走出低潮、走向复兴的问题。 2000年1月14日,首先提出“三个代表”基本思想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要求我们“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并要求我们注意到“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在世界格局变化条件下,同世界资本主义展开的长期较量与激烈斗争。 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展重要讲话,提出“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头一个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而且以振兴世界社会主义为己任。邓小平提 ( 振兴   三大 )

简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过程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思想的新意何在?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提出的这一思想,对21世纪中国有什么意义? 思索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跟踪研究江泽民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足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层层深入地阐明它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党的建设创新论 “三个代表”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应当说,“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在继承我党优秀传统基础上作出的适应时代与国情的重大创新,旨在要求实现党的建设与科技、文化、体制的综合创新:按照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的要求,来推动党的建设创新;以党风党建创新为关键,来支撑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中国共产党应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多元主体的核心力量,从而开创中国式的国家创新体系,既不同于特别突出政府通产省主体作用的日本技求创新模式,也不同于特别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综合的美国模式。 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发展轨迹来看,从80、90年代之交开始,尤其是从反思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历史教训的1998年以来,经过十来年反复酝酿、反复锤炼、反复琢磨,逐步提出了以科技创新为龙头的全面创新论。 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谈话中,率先提出了科技创新、全面创新与党的建设创新问题:“当今世界处在重大而深刻的变动之中,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 2000年2月24日,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特别明确突出地讲到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两个创新”问题:“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大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艰巨了。如何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增创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要加紧研究和实践。” 2000年6月初,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再一次纵论创新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我多次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2000年6月22日,在西北宁夏、甘肃视察工作时,江泽民更进一步阐发了至少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四大内容的全面创新理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 2000年6月30日,江泽民应邀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了社论《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再次提纲挚领地阐发了全面创新论:“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自身体现了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上:第一,“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新 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头两个五十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建党学说与建党实践,在党的建设上都突出了阶级斗争这个纲:首先强调党是工人阶级战斗的先锋队,是阶级斗争工具,是把握武装斗争的武装集团。 而面向21世纪,我们面临的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新时代,现代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两大潮头代表时代主流。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三个代表”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政党,最重要的工作重心不是再搞阶级斗争,而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利益、人民民主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三个代表”体现了创新主体的重大创新 在当代国际上流行的创新理论中,往往对创新主体做出不同规定:把企业与企业家作为技术创新主体;把科学家、科学院、大学作为科学创新、知识创新主体;把国家政府作为政策创新、体制创新主体……但很少专门探讨党的创新、执政党的创新、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创新主体作用问题。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专门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全面创新问题,把党作为创新主体,作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不愧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大创新。 第三,“三个代表”体现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独特创新 在目前已有的国家创新体系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 美国式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是强调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特别突出企业与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企业主体型国家创新体系”。 日本式国家创新体系,过去比较突出与市场结合的技术创新,特别强调政府通产省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政府主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在认真学习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同时,也努力开创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之一,并作为领导多元主体综合创新的核心力量与整合机制,或许可称为“党领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三大振兴的历史使命 高度概括地说,江泽民与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21世纪中国共产党实现三大振兴的伟大历史使命:振兴党风——振兴中华——振兴社会主义。 (一)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首先是为了“振兴党风”,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克服官僚腐败、不正之风,使21世纪中国共产党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中国式 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与多元主体中的主导力量。 正在迎来建党80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以“过五关斩六将”的开拓奋斗精神,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考验: 从地下党,转变为执政党; 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向和平建设为主;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重心;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对外开放、全面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 从比较单一的经济成分、经济结构,走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层次经济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综合创新能力,历尽磨难,千锤百炼,成长壮大,不断发展。 当然,不应讳言,在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过程中,党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相当严重、相当尖锐。最大的两个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与党的建设问题。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是官僚腐败、不正之风。 为此,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一再为我们敲响警钟:“从这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利欲熏心、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的地步!”“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 正基于此,在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同时,江泽民代表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重申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指导方针,而且提出了“振兴党风”的“三个必须”: “必须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适应新的情况,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按照“三个代表”的方向与标准,全面建设21世纪中国共产党,正是“振兴党风”的必由之路与根本途径。 (二)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现代复兴.让中华文明在未来世界新型文明中大放光彩。 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古代世界有过光辉篇章,而在近代世界历史上,从1750年英国走向近代工业化以来,中国却走向封闭、走向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更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屈辱局面。 1894年,孙中山在成立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前身组织——兴中会时,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 邓小平在1990年,专门以《振兴中华民族》发表了重要谈话,并使“振兴中华”重新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 2000年5月,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江泽民,在视察上海时,同样把“振兴中华”作为自己一切思考,包括提出“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中心点:“怎样使我们党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充满活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这个思想主旨,他反复讲了多次,并且点明了这也正是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宗旨:“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三)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仅为了振兴党风、振兴中华,还有一层世界历史性使命,就是以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支点,迎接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 八、九十年代交错点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代社会主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曲折。 “马克思主义死亡论”、“社会主义终结论”流行一时,甚嚣尘上。 邓小平南方谈话,尾声之处,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实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1995年,俄罗斯共产党人与专家学者,发出呼唤:“社会主义曲折隧道尽头,21世纪必将复见光明!” 1998年,来自60多个国家的1500名代表,齐集巴黎大学、国家文化会堂,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发出了“马克思没有死”的强烈时代呼唤。 1999年,马克思被某些西方有影响的大众传媒评为“一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千年马克思”获得新的生命。 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酝酿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当然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时也以广阔理论视野,关注着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90年代中期,当世界社会主义开始出现某些历史转机先兆时,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就要求一些中央研究机构,加强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跟踪研究,注意他们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新观点,并特别关注一些人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如何在21世纪走出低潮、走向复兴的问题。 2000年1月14日,首先提出“三个代表”基本思想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要求我们“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并要求我们注意到“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在世界格局变化条件下,同世界资本主义展开的长期较量与激烈斗争。 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展重要讲话,提出“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头一个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而且以振兴世界社会主义为己任。邓小平提 ( 重要思想   过程 )

“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思想的新意何在?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提出的这一思想,对21世纪中国有什么意义? 思索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跟踪研究江泽民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足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层层深入地阐明它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党的建设创新论 “三个代表”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应当说,“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在继承我党优秀传统基础上作出的适应时代与国情的重大创新,旨在要求实现党的建设与科技、文化、体制的综合创新:按照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的要求,来推动党的建设创新;以党风党建创新为关键,来支撑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中国共产党应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多元主体的核心力量,从而开创中国式的国家创新体系,既不同于特别突出政府通产省主体作用的日本技求创新模式,也不同于特别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综合的美国模式。 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发展轨迹来看,从80、90年代之交开始,尤其是从反思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历史教训的1998年以来,经过十来年反复酝酿、反复锤炼、反复琢磨,逐步提出了以科技创新为龙头的全面创新论。 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谈话中,率先提出了科技创新、全面创新与党的建设创新问题:“当今世界处在重大而深刻的变动之中,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 2000年2月24日,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特别明确突出地讲到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两个创新”问题:“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大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艰巨了。如何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增创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要加紧研究和实践。” 2000年6月初,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再一次纵论创新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我多次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2000年6月22日,在西北宁夏、甘肃视察工作时,江泽民更进一步阐发了至少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四大内容的全面创新理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 2000年6月30日,江泽民应邀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了社论《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再次提纲挚领地阐发了全面创新论:“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自身体现了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上:第一,“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新 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头两个五十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建党学说与建党实践,在党的建设上都突出了阶级斗争这个纲:首先强调党是工人阶级战斗的先锋队,是阶级斗争工具,是把握武装斗争的武装集团。 而面向21世纪,我们面临的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新时代,现代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两大潮头代表时代主流。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三个代表”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政党,最重要的工作重心不是再搞阶级斗争,而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利益、人民民主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三个代表”体现了创新主体的重大创新 在当代国际上流行的创新理论中,往往对创新主体做出不同规定:把企业与企业家作为技术创新主体;把科学家、科学院、大学作为科学创新、知识创新主体;把国家政府作为政策创新、体制创新主体……但很少专门探讨党的创新、执政党的创新、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创新主体作用问题。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专门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全面创新问题,把党作为创新主体,作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不愧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大创新。 第三,“三个代表”体现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独特创新 在目前已有的国家创新体系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 美国式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是强调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特别突出企业与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企业主体型国家创新体系”。 日本式国家创新体系,过去比较突出与市场结合的技术创新,特别强调政府通产省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政府主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在认真学习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同时,也努力开创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之一,并作为领导多元主体综合创新的核心力量与整合机制,或许可称为“党领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三大振兴的历史使命 高度概括地说,江泽民与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21世纪中国共产党实现三大振兴的伟大历史使命:振兴党风——振兴中华——振兴社会主义。 (一)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首先是为了“振兴党风”,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克服官僚腐败、不正之风,使21世纪中国共产党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中国式 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与多元主体中的主导力量。 正在迎来建党80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以“过五关斩六将”的开拓奋斗精神,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考验: 从地下党,转变为执政党; 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向和平建设为主;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重心;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对外开放、全面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 从比较单一的经济成分、经济结构,走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层次经济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综合创新能力,历尽磨难,千锤百炼,成长壮大,不断发展。 当然,不应讳言,在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过程中,党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相当严重、相当尖锐。最大的两个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与党的建设问题。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是官僚腐败、不正之风。 为此,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一再为我们敲响警钟:“从这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利欲熏心、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的地步!”“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 正基于此,在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同时,江泽民代表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重申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指导方针,而且提出了“振兴党风”的“三个必须”: “必须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适应新的情况,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按照“三个代表”的方向与标准,全面建设21世纪中国共产党,正是“振兴党风”的必由之路与根本途径。 (二)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现代复兴.让中华文明在未来世界新型文明中大放光彩。 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古代世界有过光辉篇章,而在近代世界历史上,从1750年英国走向近代工业化以来,中国却走向封闭、走向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更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屈辱局面。 1894年,孙中山在成立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前身组织——兴中会时,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 邓小平在1990年,专门以《振兴中华民族》发表了重要谈话,并使“振兴中华”重新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 2000年5月,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江泽民,在视察上海时,同样把“振兴中华”作为自己一切思考,包括提出“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中心点:“怎样使我们党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充满活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这个思想主旨,他反复讲了多次,并且点明了这也正是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宗旨:“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三)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仅为了振兴党风、振兴中华,还有一层世界历史性使命,就是以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支点,迎接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 八、九十年代交错点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代社会主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曲折。 “马克思主义死亡论”、“社会主义终结论”流行一时,甚嚣尘上。 邓小平南方谈话,尾声之处,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实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1995年,俄罗斯共产党人与专家学者,发出呼唤:“社会主义曲折隧道尽头,21世纪必将复见光明!” 1998年,来自60多个国家的1500名代表,齐集巴黎大学、国家文化会堂,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发出了“马克思没有死”的强烈时代呼唤。 1999年,马克思被某些西方有影响的大众传媒评为“一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千年马克思”获得新的生命。 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酝酿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当然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时也以广阔理论视野,关注着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90年代中期,当世界社会主义开始出现某些历史转机先兆时,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就要求一些中央研究机构,加强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跟踪研究,注意他们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新观点,并特别关注一些人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如何在21世纪走出低潮、走向复兴的问题。 2000年1月14日,首先提出“三个代表”基本思想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要求我们“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并要求我们注意到“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在世界格局变化条件下,同世界资本主义展开的长期较量与激烈斗争。 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展重要讲话,提出“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头一个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而且以振兴世界社会主义为己任。邓小平提 ( 时代背景   提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新境界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思想的新意何在?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提出的这一思想,对21世纪中国有什么意义? 思索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跟踪研究江泽民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足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层层深入地阐明它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党的建设创新论 “三个代表”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应当说,“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在继承我党优秀传统基础上作出的适应时代与国情的重大创新,旨在要求实现党的建设与科技、文化、体制的综合创新:按照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的要求,来推动党的建设创新;以党风党建创新为关键,来支撑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中国共产党应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多元主体的核心力量,从而开创中国式的国家创新体系,既不同于特别突出政府通产省主体作用的日本技求创新模式,也不同于特别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综合的美国模式。 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发展轨迹来看,从80、90年代之交开始,尤其是从反思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历史教训的1998年以来,经过十来年反复酝酿、反复锤炼、反复琢磨,逐步提出了以科技创新为龙头的全面创新论。 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谈话中,率先提出了科技创新、全面创新与党的建设创新问题:“当今世界处在重大而深刻的变动之中,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 2000年2月24日,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特别明确突出地讲到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两个创新”问题:“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大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艰巨了。如何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增创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要加紧研究和实践。” 2000年6月初,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再一次纵论创新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我多次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2000年6月22日,在西北宁夏、甘肃视察工作时,江泽民更进一步阐发了至少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四大内容的全面创新理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 2000年6月30日,江泽民应邀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了社论《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再次提纲挚领地阐发了全面创新论:“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自身体现了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上:第一,“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新 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头两个五十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建党学说与建党实践,在党的建设上都突出了阶级斗争这个纲:首先强调党是工人阶级战斗的先锋队,是阶级斗争工具,是把握武装斗争的武装集团。 而面向21世纪,我们面临的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新时代,现代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两大潮头代表时代主流。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三个代表”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政党,最重要的工作重心不是再搞阶级斗争,而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利益、人民民主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三个代表”体现了创新主体的重大创新 在当代国际上流行的创新理论中,往往对创新主体做出不同规定:把企业与企业家作为技术创新主体;把科学家、科学院、大学作为科学创新、知识创新主体;把国家政府作为政策创新、体制创新主体……但很少专门探讨党的创新、执政党的创新、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创新主体作用问题。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专门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全面创新问题,把党作为创新主体,作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不愧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大创新。 第三,“三个代表”体现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独特创新 在目前已有的国家创新体系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 美国式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是强调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特别突出企业与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企业主体型国家创新体系”。 日本式国家创新体系,过去比较突出与市场结合的技术创新,特别强调政府通产省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政府主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在认真学习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同时,也努力开创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之一,并作为领导多元主体综合创新的核心力量与整合机制,或许可称为“党领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三大振兴的历史使命 高度概括地说,江泽民与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21世纪中国共产党实现三大振兴的伟大历史使命:振兴党风——振兴中华——振兴社会主义。 (一)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首先是为了“振兴党风”,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克服官僚腐败、不正之风,使21世纪中国共产党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中国式 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与多元主体中的主导力量。 正在迎来建党80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以“过五关斩六将”的开拓奋斗精神,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考验: 从地下党,转变为执政党; 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向和平建设为主;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重心;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对外开放、全面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 从比较单一的经济成分、经济结构,走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层次经济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综合创新能力,历尽磨难,千锤百炼,成长壮大,不断发展。 当然,不应讳言,在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过程中,党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相当严重、相当尖锐。最大的两个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与党的建设问题。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是官僚腐败、不正之风。 为此,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一再为我们敲响警钟:“从这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利欲熏心、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的地步!”“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 正基于此,在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同时,江泽民代表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重申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指导方针,而且提出了“振兴党风”的“三个必须”: “必须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适应新的情况,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按照“三个代表”的方向与标准,全面建设21世纪中国共产党,正是“振兴党风”的必由之路与根本途径。 (二)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现代复兴.让中华文明在未来世界新型文明中大放光彩。 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古代世界有过光辉篇章,而在近代世界历史上,从1750年英国走向近代工业化以来,中国却走向封闭、走向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更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屈辱局面。 1894年,孙中山在成立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前身组织——兴中会时,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 邓小平在1990年,专门以《振兴中华民族》发表了重要谈话,并使“振兴中华”重新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 2000年5月,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江泽民,在视察上海时,同样把“振兴中华”作为自己一切思考,包括提出“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中心点:“怎样使我们党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充满活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这个思想主旨,他反复讲了多次,并且点明了这也正是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宗旨:“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三)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仅为了振兴党风、振兴中华,还有一层世界历史性使命,就是以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支点,迎接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 八、九十年代交错点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代社会主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曲折。 “马克思主义死亡论”、“社会主义终结论”流行一时,甚嚣尘上。 邓小平南方谈话,尾声之处,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实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1995年,俄罗斯共产党人与专家学者,发出呼唤:“社会主义曲折隧道尽头,21世纪必将复见光明!” 1998年,来自60多个国家的1500名代表,齐集巴黎大学、国家文化会堂,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发出了“马克思没有死”的强烈时代呼唤。 1999年,马克思被某些西方有影响的大众传媒评为“一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千年马克思”获得新的生命。 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酝酿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当然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时也以广阔理论视野,关注着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90年代中期,当世界社会主义开始出现某些历史转机先兆时,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就要求一些中央研究机构,加强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跟踪研究,注意他们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新观点,并特别关注一些人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如何在21世纪走出低潮、走向复兴的问题。 2000年1月14日,首先提出“三个代表”基本思想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要求我们“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并要求我们注意到“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在世界格局变化条件下,同世界资本主义展开的长期较量与激烈斗争。 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展重要讲话,提出“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头一个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而且以振兴世界社会主义为己任。邓小平提 ( 重要思想   新境界 )

正确理解和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思想的新意何在?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提出的这一思想,对21世纪中国有什么意义? 思索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跟踪研究江泽民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足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层层深入地阐明它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党的建设创新论 “三个代表”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应当说,“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在继承我党优秀传统基础上作出的适应时代与国情的重大创新,旨在要求实现党的建设与科技、文化、体制的综合创新:按照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的要求,来推动党的建设创新;以党风党建创新为关键,来支撑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中国共产党应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多元主体的核心力量,从而开创中国式的国家创新体系,既不同于特别突出政府通产省主体作用的日本技求创新模式,也不同于特别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综合的美国模式。 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发展轨迹来看,从80、90年代之交开始,尤其是从反思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历史教训的1998年以来,经过十来年反复酝酿、反复锤炼、反复琢磨,逐步提出了以科技创新为龙头的全面创新论。 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谈话中,率先提出了科技创新、全面创新与党的建设创新问题:“当今世界处在重大而深刻的变动之中,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 2000年2月24日,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特别明确突出地讲到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两个创新”问题:“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大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艰巨了。如何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增创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要加紧研究和实践。” 2000年6月初,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再一次纵论创新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我多次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2000年6月22日,在西北宁夏、甘肃视察工作时,江泽民更进一步阐发了至少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四大内容的全面创新理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 2000年6月30日,江泽民应邀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了社论《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再次提纲挚领地阐发了全面创新论:“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自身体现了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上:第一,“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新 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头两个五十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建党学说与建党实践,在党的建设上都突出了阶级斗争这个纲:首先强调党是工人阶级战斗的先锋队,是阶级斗争工具,是把握武装斗争的武装集团。 而面向21世纪,我们面临的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新时代,现代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两大潮头代表时代主流。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三个代表”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政党,最重要的工作重心不是再搞阶级斗争,而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利益、人民民主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三个代表”体现了创新主体的重大创新 在当代国际上流行的创新理论中,往往对创新主体做出不同规定:把企业与企业家作为技术创新主体;把科学家、科学院、大学作为科学创新、知识创新主体;把国家政府作为政策创新、体制创新主体……但很少专门探讨党的创新、执政党的创新、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创新主体作用问题。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专门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全面创新问题,把党作为创新主体,作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不愧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大创新。 第三,“三个代表”体现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独特创新 在目前已有的国家创新体系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 美国式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是强调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特别突出企业与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企业主体型国家创新体系”。 日本式国家创新体系,过去比较突出与市场结合的技术创新,特别强调政府通产省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政府主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在认真学习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同时,也努力开创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之一,并作为领导多元主体综合创新的核心力量与整合机制,或许可称为“党领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三大振兴的历史使命 高度概括地说,江泽民与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21世纪中国共产党实现三大振兴的伟大历史使命:振兴党风——振兴中华——振兴社会主义。 (一)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首先是为了“振兴党风”,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克服官僚腐败、不正之风,使21世纪中国共产党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中国式 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与多元主体中的主导力量。 正在迎来建党80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以“过五关斩六将”的开拓奋斗精神,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考验: 从地下党,转变为执政党; 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向和平建设为主;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重心;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对外开放、全面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 从比较单一的经济成分、经济结构,走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层次经济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综合创新能力,历尽磨难,千锤百炼,成长壮大,不断发展。 当然,不应讳言,在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过程中,党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相当严重、相当尖锐。最大的两个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与党的建设问题。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是官僚腐败、不正之风。 为此,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一再为我们敲响警钟:“从这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利欲熏心、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的地步!”“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 正基于此,在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同时,江泽民代表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重申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指导方针,而且提出了“振兴党风”的“三个必须”: “必须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适应新的情况,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按照“三个代表”的方向与标准,全面建设21世纪中国共产党,正是“振兴党风”的必由之路与根本途径。 (二)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现代复兴.让中华文明在未来世界新型文明中大放光彩。 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古代世界有过光辉篇章,而在近代世界历史上,从1750年英国走向近代工业化以来,中国却走向封闭、走向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更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屈辱局面。 1894年,孙中山在成立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前身组织——兴中会时,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 邓小平在1990年,专门以《振兴中华民族》发表了重要谈话,并使“振兴中华”重新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 2000年5月,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江泽民,在视察上海时,同样把“振兴中华”作为自己一切思考,包括提出“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中心点:“怎样使我们党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充满活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这个思想主旨,他反复讲了多次,并且点明了这也正是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宗旨:“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三)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仅为了振兴党风、振兴中华,还有一层世界历史性使命,就是以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支点,迎接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 八、九十年代交错点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代社会主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曲折。 “马克思主义死亡论”、“社会主义终结论”流行一时,甚嚣尘上。 邓小平南方谈话,尾声之处,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实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1995年,俄罗斯共产党人与专家学者,发出呼唤:“社会主义曲折隧道尽头,21世纪必将复见光明!” 1998年,来自60多个国家的1500名代表,齐集巴黎大学、国家文化会堂,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发出了“马克思没有死”的强烈时代呼唤。 1999年,马克思被某些西方有影响的大众传媒评为“一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千年马克思”获得新的生命。 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酝酿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当然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时也以广阔理论视野,关注着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90年代中期,当世界社会主义开始出现某些历史转机先兆时,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就要求一些中央研究机构,加强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跟踪研究,注意他们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新观点,并特别关注一些人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如何在21世纪走出低潮、走向复兴的问题。 2000年1月14日,首先提出“三个代表”基本思想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要求我们“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并要求我们注意到“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在世界格局变化条件下,同世界资本主义展开的长期较量与激烈斗争。 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展重要讲话,提出“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头一个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而且以振兴世界社会主义为己任。邓小平提 ( 先进文化   正确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