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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个代表”内涵的理解》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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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个代表”内涵的理解怎么写

对于“三个代表”内涵的理解范文(4788字)

一、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关于这个命题,我想首先应当回答的问题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含义是什么,或者说,其标志是什么。我们知道,生产力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物质、技术等诸要素的总和,是一种既得的现实的力量。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一般有三大基本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以生产工具为主干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又合称为生产资料。毛泽东把它简约为“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1](P319),即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其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是劳动者;而其发展程度的标志便是生产工具。我们经常说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械时代,或者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电子时代或者称之为后工业时代,均是如此,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当时经济发展的根本代表。进一步,我们仔细想一下会发现,上面谈到的那些生产工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有形之物,或者说,是实实在在的物。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信息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感悟到,左右经济发展的根本代表将可能会是无形之物。在计算机上运行的软件;在因特网上传递的信息;在手机上流动的声音;在旅游网点上走动的人群以及人们追逐的人文精神等等。而恰恰是经营着这些无形之物的企业是现今世界上经济最为强大、最为强劲的企业。而恰恰也是因为这些企业经营的是无形之物,就某一个企业而言,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为穷光蛋。那么,这些企业发展的内在力量是什么呢? 因此,在谈到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应当涉及到上面谈到的无形的东西。这些东西抽象出来就是两条: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所以我想,小平同志做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在生产力发展的内核;而科学管理关系到企业的发展方向、生产的组织与管理、产品的营销、企业的人文精神等等。可以想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形成,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将会显得愈来愈重要。这是生产力系统内在机制的一种时代跃迁。如果把生产力比作生命有机体的话,那么,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就是它的“中枢神经系统”,各种物的要素则是它的“骨骼”和“血肉”。与生物进化的过程一样,社会生产越是走向高级阶段,“中枢神经系统”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是重要,直至生命攸关。
如果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在投资取向上就必须考虑如何适应这种发展。我想,近些年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治国方略也应当与此有关。
另一方面,作为适应这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劳动者,就必须有较高的素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员应当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科学管理的掌握者,他们应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要充分地考虑到这一部分人员的利益。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所有制关系的问题,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问题。大家知道,这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人们经济生活中的交换、分配和消费。但是在传统教科书的定义中,所有制关系只是表现在人对于有形之物的占有关系,以及通过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表现出的人与人的关系,决定着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待遇。但是,我在前面谈到,在未来社会,左右经济发展的根本代表将会是无形之物,比如知识、发明、管理能力等。那么这些无形之物是不是也可以纳入生产资料的范畴呢?对于这些无形之物的占有关系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呢?我认为应当是的。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这个理由。一个DVD光盘加上刻内容的加工费,大概需要10元钱;如果这些内容是一个电影,那么价值100元;如果这些内容是一个多媒体软件,可能价值1000元;如果这些内容是一个平台操作系统,可能价值10000元;而如果这些内容是一个信息管理系统,可能价值100000元甚至更高。物的生产资料是相同的,都是光盘。生产工具也是相同的,都是计算机控制的刻盘机。有形之物的生产者也是相同的,都是掌握了一定技术的程序操作员。我们知道,产生价值差距的原因在于内容及营销的策划,其中主要的是关于内容的科技含量和市场需求。产生价值差距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些无形之物。因此,对于这些无形之物的占有关系应当作为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应当进入人们经济生活中的交换和分配。也就是说,在进行交换和分配的过程中,对于这些地形之物的占有应当作为资本的占有出现,而不是仅仅作为劳动的付出。特别是在知识经济不断推进的情况下,这些无形之物有可能越来越成为资本的重要来源。我想,这应当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
谈到上面这些,对教育有什么启示呢?我想教育在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方面,必须进一步清晰的事情是很多的。首先是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在本质上是知识信息的传递:我们的课堂教授、我们的教科书上传播的是各种各样的知识。知识是什么?知识可以有许多定义,但知识在本质上是人类认识的一种结果,可以是经验的结果,也可以是思考的结果。虽然我上面谈到的无形之物包括知识,但不是静态的知识本身,而应当是一种被活化了的、具有能动性的知识,这表现于知识的重组、运用、演绎、发明与创造。这就像货币与资本的关系一样:静态的货 币并不就是资本,只有运作起来并带来收益的货币才可能成为资本。因此,未来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活化旧有的知识和创造新的知识的能力和素质。
再比如,高校招生的问题。虽然我刚才谈到,对于无形之物的占有关系应当作为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应当以资本的占有关系的形式出现。但是事实上,在我国,真正能够实现这种资本的占有关系的比重还很小。就目前的形势看,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劳动者的素质离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很大的距离,许多劳动者不能适应现代生产。我们的教育,必须要培养大批素质好的劳动者,而这些人才更适宜于在高等职业学院培养,因为,大学与高等职业学院的培养模式是不一样的。目前在我国的高校招生中,这类学生的招生数量实在是太少。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涉及观念、就业机会、工作待遇以及人事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从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考虑,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我认为,必须扩大高等职业学院的招生比例,同时也要开通高职升入本科大学的路径。这样,才能尽快解决劳动者队伍整体素质提高的问题。
二、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我们知道,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它包括两类,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通过物质活动及其成果来体现的人类文化;精神文化,是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来体现的人类文化。江泽民同志所讲的“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的文化含义,我想主要是指精神文化。
对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问题可能比先进生产力的问题还要重要。道理很清楚,先进文化内涵着时代精神,内涵着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哲学和基本价值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精神也许比科学知识更为重要。但现在许多愚昧迷信被当作信条,一些与道德相违背的东西却成为许多人的行为规范,一些正常的东西反而变得不可思议,以至于有些学者不得不提出“底线伦理”的问题。就像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达博士所说的那样:“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2](P3)要改变这种状况,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其核心是发展教育,特别是大众性的普及教育,我们可以称之为全民教育。
现在,从统计数据上看,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基本实现。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反弹的现象,中小学辍学的现象仍然很多。不仅山区农村学生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即便在城镇,也有相当部分的学生不愿意读书。不愿意读书,是实施全民教育的最大障碍。当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必要的约束,但总是处于被动的局面。我们必须分析原因。这里肯定有社会的经济的以及观念方面的因素,但是在学校期间不愿意读书的原因是什么呢?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几乎都集中在课程内容:是因为学的东西没有用,是因为课业负担太重。那么我们削减一些知识课,再加上一些活动课,问题就解决了吗?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我们必须看到,在教育模式上,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仍然是很深的。封建传统教育的要害有两点:读书做官与严加管教。一个是功利性利诱,一个是棍棒式教育。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压抑以至摧残学生自主学习的天性和自由发展的个性。
教育,其本意是引出、引导。教育一词出自《孟子》,其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3](P409)可见,孟老先生是一位充满热情的教育家。每一个人天生都有教育的欲望,也都有受教育的欲望,这应当是教育的出发点。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走向上面谈到的封建教育模式的两个弊端。许多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在小学或者中学都会有这样的作文题目:你长大以后干什么?从小立志似乎是很重要的。教育者一般说来希望孩子们有远大抱负,他们认为利益诱惑是增强学习动力的好方法,甚至会认为利益越大诱惑力越强,则学习动力越大,于是帮助孩子建立不切实际的理想。可是教育者心理可能也明白,那些“远大理想”真能实现的是微乎其微的。在这个时候,他们恰恰忘记了,人的痛苦往往产生于他认为应当得到而没有得到,产生于他的成就感被完全抹杀。
另一方面,为了便于进行灌输式的教育,教育者就采取各种方式来加强管教。正是这些,导致了单一的培养模式,也构建了没有乐趣的教育环境。这种教育抹杀了受教育者的个性,从而也抹杀了受教育者学习的兴趣和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怎么会愿意读书呢?由此可见,把问题完全归罪于学校教的知识没有用,因此学生不愿意学,可能没有抓住事情的根本。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高度去思考,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的理念。我们的教育,在本质上还是一种精英的教育,其出发点与古代科举相差无几。我前面谈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以及大学招生等问题都与此有关。如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所说,“学为仕途”的思想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教育观念[4]。这是与现代教育精神背道而驰的。
我们是教育部所属的师范大学,我们应当树立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到基础教育,因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是为基础教育服务,以培养优秀的中学教师为优长。为此,我们提出的教育理念应当与教育规律有关,应当与基础教育的现状与未来有关。根据我上面谈到的那些看法,主要是根据我校多年的教育实践,我们提出东北师范大学新世纪的教育理念或者教育精神是:尊重的教育。
我们提出尊重的教育,就是要尊重教育规律,培养学生向上的精神,教会学生掌握并能够运用必要的知识,鼓励学生创造的激情;我们提出尊重的教育,就是要尊重受教育者,尊重他们的人格人性,尊重他们学习的兴趣和自主发展,尊重他们身心发展的规律。我们所以提倡这种理念,是希望我们东北师大的教师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贯穿这种理念,让我们的学生感悟到这种理念;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他们未来的教育生涯中倡导这种理念。这样,我们就能为我们国家基础教育的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以上是我学习后思考的点滴体会。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还是刚刚开始,我希望通过交流和进一步的思考,能够把一些问题想得更透一些,更全面一些。这不仅是“三讲”教育的需要,而且对指导我们未来的工作也将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孟子·尽心章句上[A].四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江泽民.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N].人民日报,2000-0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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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范文

用“三个代表”思想解读党史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党史   解读 )

新矛盾的三个典型代表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矛盾   典型 )

三个代表,各有心结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各有   心结 )

关于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地位的若干新思考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重要思想   确立 )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析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